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 书名：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 作者： 兰小欢
- 简介： 本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多年教学与研究内容的凝练，将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有机融合，以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广泛采纳各领域学者全新研究成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解释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收支、土地融资和开发、投资和债务等；下篇解释这些微观行为与宏观现象的联系，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风险、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国际贸易冲突等。最后一章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论述，作者简明地刻画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治理的基本方式，指出中国政府通过深度介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 出版时间 2021-01-01 00:00:00
- ISBN： 9787208171336
- 分类： 经济理财-财经
-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PC 地址：https://weread.qq.com/web/reader/2a332d10726332f72a34943
Note
非常好的解读我国政府政策的书，读完后对过去经济改革的历程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改革虽然带来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硬币的另一面也埋下了很多隐患，这些隐患在今天经济增长放缓时开始逐渐显现：土地政策中卖地拉投资，经济腾飞、基建完善的同时，房价飞涨、工业超量产出并出口引发贸易战。 解决之道唯有继续改革：减少工业投资但增加民生投资、加大内循环，促消费；化解卖地期间积累的城投债务，优化资本市场。从投资「经济」转为投资「人」。
上篇 微观机制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特点
我国政治体系划分：横向按照中央政府、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省、市、县的结构逐级领导，纵向大部分部委在每一级也对应有设立，每一级部门同时收到上级部门（管业务）和当级党委政府（管人事）的双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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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分割，多重领导。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层层复制”：中央的主要政治架构，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即所谓“四套班子”。中央政府的主要部委，除外交部等个别例外，在各级政府中均有对应部门，比如中央政府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等。这种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被称为“条条”，而横向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被称为“块块”。大多数地方部门都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
由于层级复杂，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倾向于赋予当前级别领导独立决策的权力，跨部门事务则上级安排特定领导或成立小组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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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部门事务，本部门领导就可以决定；若是经常性的跨部门事务，则设置上级“分管领导”甚至“领导小组”来协调推进。
我国官僚体系经过上千年的迭代，保留以下特点：中央确定方向并逐级向下对齐（CEO 确定战略和 OKR）、官员任命自上而下、官员多地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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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必须学习和贯彻统一的意识形态；官员由上级任命；地方主官需要在多地轮换任职。在维持大一统的前提下，这些特点都是央地关系平衡在人事制度上的体现。
第二节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行政区划决定了当前地方政府的决策边界，正外部性事务不影响其他同级政府，自行解决，负外部性事务需上级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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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权力的范围和边界，由行政区划决定。我国实行“属地管理”，地方事权与行政区划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先从行政区划角度来分析权力划分。影响行政区划的首要因素是“外部性”，这是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
经济学角度政府就是为了构建公共服务而服务的，正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就自己处理（教育设施、师资力量）、负外部性上级处理（教材编写、人才选拔机制），特殊公共服务如国防统一由中央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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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看法，政府的核心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比如国防和公园。这类物品一旦生产出来，大家都能用，用的人越多就越划算——因为建造和维护成本也分摊得越薄，这就是“规模经济”
推广普通话对于公共服务治理的成本降低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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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方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也就理解了推广普通话和共同的文化历史教育对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近些年撤县设区也都为了整合资源，最大化规模经济，让大型城市的公共资源能复用到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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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县设区扩张了城市面积，整合了本地人口，将县城很多农民转化为了市民，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的公共服务，发挥规模收益。
第三节 复杂信息
山高皇帝远，本质上还是信息差的问题，上级有权没信息，上级听取的下级汇报是可以被美化的，企业中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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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维护两类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
多级信息差带来的信息传递问题，于是体制内会议繁杂，以及规章制度复杂；但政府运作中偏主观的事务更多，无法全靠规章制度约束，于是产生地方集权和贪腐；同样上级在任命下级时也没法客观，倾向于选择信得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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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29)如果这种说不清的情况很多，权力就一定会向个人集中，这也是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负责制”的根源之一，这种权力的自然集中可能会造成专权和腐败。
第四节 激励相容
复杂职级体系加双重领导下，绩效评估会比较困难，很多政策方向有冲突比如环保和经济。确保下级的 OKR 是从上级拆出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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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思想”和“大局观”虽依然重要，但只讲这些就不够了，需要更加精细的激励机制。最起码，能评价和奖惩工作业绩的上级，能决定工作内容的上级，受下级工作影响最大的上级，应该尽量是同一上级。
激励相容原则就是给地方放权，让其自由决策资源调度以达成 OKR，但限制资源上限设置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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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相容原则要求给地方放权：不仅要让地方负责，也要与地方分享发展成果；不仅要能激励地方努力做好，还要能约束地方不要搞砸，也不要努力过头。
结语
西方经济学主张政府应当只负责公共服务，不应该干预经济，即有效市场理论。我国国情决定了政府会深度参与市场资源调配，影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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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套用主流经济学中“有限政府”的逻辑，容易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产生扭曲和误解。不能脱离政府来谈经济，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第一节 分税制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施行财政承包制度，地方自由调动资源发展经济，跟中央分成，从计划经济框架跳出后更有生产动力；但由于增速高于既定分成比例，中央收入减缓，国库开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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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不能对所有权做出根本性变革，只能对使用权和经营权实行承包制，以提高工作积极性。
分税制改革，加强了中央对税收的控制力，中央财政有保障了才好推进全国范围的公共福利政策改革。此改革对发展好的省份不利，总理亲自去各省谈，中央虽然可以直接下命令，但还是要考虑各方感受去单独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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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由上级税务机构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
第二节 土地财政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而国有土地转让权还在地方，因此成了地方财政的核心。通过卖地的方式招商引资，地方工业发展迅速，但同时住宅地价也水涨船高，催生了未来高房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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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一方面，各地都补贴工业用地，大力招商引资，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新增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而这些地方的住宅用地供给却不足，房价自然飞涨，带动地价飞涨，土地拍卖的天价“地王”频出。
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效果拔群，但也带来了问题：地方会先倒贴来吸引投资，但地方官员任期短，只看短期大项目作为政绩，给未来留下债务；土地资源利用不高效，西北和东南逐渐成为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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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钱，如果借来的钱投资质量很高，转化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和未来更高的收入，那债务就不是大问题。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分税制改革让中央财政拿走大头，但事情还是得地方来办，支出压力增大。财权和事权不匹配，需要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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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有句顺口溜流行很广：“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
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分税制带来的基层缺钱，基层政府的成本转嫁到农民身上，带来了各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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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信中的一句话轰动全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改革方式除了取消农业税、农村基础福利归中央财政、加入激励机制等，还有减少财政层级，即县级获得一些土地审批等权力。这缓解了基层财政状况，但带来了新的腐败、县和市竞争对立等问题，整体不利于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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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改革，实质上把我国五级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央—省—市—区县—乡镇）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拉平”了，变成了三级体制（中央—省—市县）。
结语
分税制改革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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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城投公司的由来，地方政府通过成立这类公司来融资并投资实业，比如成都的宽窄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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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2)这类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企业，一般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分税制改革后，城市化加速，但地方经费紧张，等中央拨款遥遥无期，地方必须自力更生。于是就有了城投公司，核心是解决这三个单从政府角色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随着经济发展减缓，城投公司借巨额资金兴建的产业并没有从未来赚回来，就有了目前的城投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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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第一，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因为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第二，城建开发项目繁复，包括自来水、道路、公园、防洪，等等，有的赚钱，有的赔钱，但缺了哪个都不行，所以不能以单个项目分头借款，最好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第三，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要能把跟土地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城投债主要以发行债券而不是银行借款的方式来融资，原本期望的两个优点：不把风险集中在银行系统、债券的交易属性可以使风险在自由市场上被调节。然而事与愿违，最终形成了城投债这个怪胎，影响了整个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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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投债来说，这两个理论上的好处基本都不存在。第一，绝大多数城投债都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七八成都被商业银行持有，流动性差，风险依然集中在银行系统。第二，市场认为城投债有政府隐性担保，非常安全。缺钱的地方明明风险不小，但若发债时提高一点利率，也会受市场追捧。
城投债大都转化为了基础建设项目，有长期经济效益，但平均收益率低，越滚越多的债务还是实打实需要偿还的。偿还方式主要靠卖地，但经济不景气时卖地收入锐减，还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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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有很多外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现实世界里，还债需要借款人手中实打实的现金，虚的效益没用。
解决方案一：立法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公债融资，从而不再依赖城投债，相应利率低一些，且额度需要中央批准。但这也是缺点，经济发达地区好项目多时会被限制、不发达地区差项目也能拿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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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置换就是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
解决方案二：去除城投公司的政府属性。但历史债务太重，这个方案很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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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改革是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同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
解决方案三和四：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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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改革是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这部分监管的难点不在银行本身，而在各类影子银行业务。第六章会详谈相关改革，包括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 第四项改革就是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
第三节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利用职权压榨人民的腐败，随着法律制度完善，近些年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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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掠夺式”腐败，比如对私营企业敲诈勒索、向老百姓索贿、盗用挪用公款等，这类腐败对经济增长和产权保护极其有害。
现在腐败更多是官商勾结，对地方经济结构、债务、贫富差距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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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腐败是“官商勾连共同发财式”腐败。
反腐败是个长期工作，需要对经济底层大重构，长期维持高压力。过程中也在持续优化，以免地方官员在压力下不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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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是更为广阔的系统性改革的一部分，其中既包括“去杠杆”等经济结构改革，也包括防范金融风险改革，还包括各类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转变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需要打破在旧有模式下形成的利益集团。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第一节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自由市场的概念在跨国贸易上会受到政治制约而失去自由和公平，我国通过政府力量扶持京东方研发屏显技术，打破了台湾和日韩技术垄断，对国内手机产业崛起也有更长远意义。如今鸿蒙自研系统由政府力量助推，也是类似。国家间对抗没有那么多公平，扶持自己的基础技术创新，才能有更多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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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节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政府扎堆投资某产业，会造成产能过剩，可能因为行业周期改变而产生大量债务。但产能过剩不是坏事，竞争过程中产出的创新技术可以不断优化产业，但政府得处理好被淘汰投资的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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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会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可能会带来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这是在关于我国产业政策的讨论中经常被批评的弊端，光伏也是常被提及的反面教材。
第三节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国务院牵头，政府引导基金得以运作，政府通常作为 LP，能以合规的方式参与到更前沿热门企业的投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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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务院为设立引导基金提供了政策基础，明确其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供给，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明确了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按照“母基金”的方式运作，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子基金”，增加对创业企业的投资。同时要求引导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市场化运作。这16个字成了各地引导基金设立和运作的基本原则。
- 财政资金希望保值，但引导基金不一定保证投资回报率。
- 地方财政希望投资流到本地产业，但资本市场只关心哪里赚钱。
- 处于风险考虑，政府出资不超过 20%，其他社会资本不足可能造成私募募资失败。
- 政府基金缺乏市场化薪酬激励，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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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财政资金做风险投资的体制性困难。主要有四类
结语
上篇总结：90 年来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特点为「重土地、轻人、重投资扩张、重制造生产、轻消费」，带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房价问题、腐败问题、教育医疗民生问题、产能过剩无法内部消化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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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基础设施不完善、法制环境不理想、资本市场和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因此以信用级别高的地方政府和国企为主体、以土地为杠杆，可以撬动大量资源，加速投资进程，推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
下篇 宏观现象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第一节 房价与居民债务
房价问题主要是供需问题，供给侧受到中央分配的居民住宅用地指标限制。中央为了发展西部地区，限制了东南部指标的供给，但忽略了东南部城市经济聚集效应带来的需求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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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建设用地指标实行严格管理，每年的新增指标由中央分配到省，再由省分配到地方。这些指标无法跨省交易，所以即使面对大量人口流入，东部也无法从西部调剂用地指标。
货币创造最主要来自房地产行业，对应产生的居民债务将房地产、银行、实体经济（居民消费为主）绑定在一起，要么让经济齿轮超速运转（疫情前）、要么生锈（疫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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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而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而房地产不仅连接着银行，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因此影响很大。
为何 A 股投资体验差，根本上还是国家对资本市场重视程度低于房地产，政策上限制了新兴行业的融资（拆 VIE 出海上市）、但又未能做好劣质公司淘汰机制（A 股上市 = 套现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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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产端看，城镇居民的主要财产也就是房子。房产占了家庭资产的近七成，其中六成是住房，一成是商铺。而在美国居民的财富中，72%是金融资产，房产占比不到28%。(15)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目前政府出台政策稳房价，也是为了防止占居民资产大头的房产崩盘后，引发断供潮，进而带来经济危机。但不太会出现 08 年那种程度的危机，原因是我国住房贷款要求首付、且房产债务没有像美国那样层层包装次级贷款被放大很多倍规模、而且外国人难以进入国内市场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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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债务居高不下，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是房产，其中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按揭，负债率很高，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
第二节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解决方案在于从「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给与充分的流动性和选择权，主要靠土地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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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经济增速快时，富人比穷人财富增长更快，但至少都在涨；但经济变缓时，富人财富增长减速，穷人财富增长停止甚至倒退，带来社会容忍度下降、不安定因素增加。（最近微博热搜出现的街头无差别攻击事件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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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第一节 债务与经济衰退
Ray Dalio 《经济机器是怎样运行的》。经济衰退主要来自消费的下降，人们不愿花钱消费的时候，经济机器的齿轮就难以转起来，金钱无法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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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部门的负债对应着另一个部门的资产。债务累积或“加杠杆”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会推动经济繁荣。而债务紧缩或“去杠杆”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会带来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时法律优先保护债权人（通常是富人）从债务人（通常是穷人）收回债务，即危机中穷人给富人兜底，加剧了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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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带来的经济衰退还会加剧不平等（第五章），因为债务危机对穷人和富人的打击高度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源于债的特性，即法律优先保护债权人的索赔权，而欠债的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即使破产也要清算偿债。
第二节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贪婪的多巴胺：人类是短视的动物，多巴胺诱使人们短期大额消费并承担债务，却不考虑长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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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
第三节 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我国债务积累的过程，源自 08 金融危机的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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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债务主要源自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匮乏，大部分依靠银行债务。主要三类企业：基建相关企业回报率低、国企资本利用率低、房地产相关企业投资收益周期长的资金链断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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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国和德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5%和58%，但我国高达154%。原因之一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企业融资以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股权融资占比很低。2018年末，企业债务总额约140万亿元，但在境内的股票融资余额不过区区7万亿元。
银行风险的产生源头：1. 国家四万亿计划放宽信贷 2. 银行手上抵押物以土地房产和政府信誉为主 3. 最主要是影子银行，银行借贷受央行限制，但银行可以包装出理财产品来融资，然后通过信托等层层代理再贷给房地产等企业，这部分不受管控容易将债务越滚越大，且债务暴雷时民众会要求银行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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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影子银行”，就是类似银行的信贷业务，却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不受银行监管规则的约束。
第四节 化解债务风险
解决债务问题得印钱，第一种印法是降利率，维持温和通胀，让债务越来越不值钱，缺点是不能无限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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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低利率既能减少利息支出，也能刺激投资和消费，提振经济。
第二类印法是美联储擅长的 QE，央行直接接盘各类资产注入流动性，转为央行自己的负债；且不会引起通胀，因为各部门赚钱了都得先还这个债务。缺点是接盘的资产大都来自富人，富人的资产水涨船高，但进不了实体经济，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典型案例就是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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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方式是“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
印钱方式之三赤字货币化：等于直接印钱，现代货币理论 MMT 认为严重外部动荡（如战争）出现时可以用这种极端政策振兴经济。但正常经济周期中属于治标不治本，根源还是得找到经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并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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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增加货币供给的做法是把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也无需支付利息，这便是所谓“赤字货币化”。
我国债务问题两大根源：政府掌管土地和银行并构建的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虽然带来了 GDP 的飞速增长，但硬币的另一面也是债务的难以遏制，这在经济增速放缓后更加凸显；资本市场缺乏自由度，无法构建更灵活和市场化的企业融资渠道，银行主导融资产生的风险本质上都还是政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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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基建还是房地产投资，都由掌握土地和银行系统的政府所驱动，由此产生的诸多债务，抛开五花八门的“外衣”，本质上都是对政府信用的回应。所形成的债务风险，虽然表现为债主银行的风险，但最终依然是政府风险。最近几年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包括严控房价上涨、“资管新规”、限制土地融资、债务置换、“反腐”、国企混改等，确实有效遏制了新增债务的增长，但是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成转型，因此限制债务虽限制了这种模式的运转，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有效率的模式，于是经济增速下滑。 限制债务增长的另一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债权相比，股权的约束力更强。一来股东风险共担，共赚共赔；二来股权可以转让，股价可以约束公司行为。哪怕同样是借债，债券的约束力也比银行贷款强，因为债券也可以转让。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第一节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中国人储蓄率高的原因：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养儿防老的思想，需要存钱养老；户籍制度限制了地方人口规模，减少了对应的民生消费和居民消费；房价上涨让存钱买房思想成为主流，进一步减少消费加强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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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三者的共同作用。
中央政府推动工业化改革，加速了资本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早期投资回报率高可以接受。但当该有的基建都有了时，投资过剩产生不良企业和债务、无法内部消化的冗余产能对外输出时引发贸易冲突、投资占比高也拉高了贫富差距。中央的首要任务改为了平衡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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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不平衡”，既包括城乡间和地区间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第五章），也包括投资和消费等经济结构不平衡。而“不充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老百姓收入占比不高，“获得感”不够。
经济结构问题虽然是内部问题，但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贸易也会相互影响。
Quote
资源在居民、企业、政府间的不同分配格局，也会造成生产和投资相对消费的比重变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内外平衡。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宏观角度看，对外贸易失衡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延续。
第三节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推进城市化建设发展服务业以替代低端制造业，政府对市场的影响从投资转为发展民生，建设真正帮助优质企业融资的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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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目前仍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所谓“供给”和“需求”，不是两件不同的事，只是看待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比如从供给角度看是调节产能，从需求角度看就是调整投资支出；从供给角度看是产业升级，从需求角度看也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地区间竞争
GDP 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评估竞争的重点，对于经济发展效果拔群。但也有隐患：缺乏淘汰机制，可以摆烂；晋升通道有限的零和博弈，不利于合作；任期短，经济决策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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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关键一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评价地方主官，并将这种评价纳入升迁考核。各地政府不仅要在市场上竞争，还要在官场上竞争。
第二节 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基建完善后，生产型政府就得转型服务型政府，从投资「经济」转为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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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府能力”，不仅包括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包括政府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和作用方式的能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